现在，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正愈演愈烈，尤其以钢铁为典型。

    “目前，世界钢铁年产能约15亿吨，中国有7亿吨，占比近一半，实际产能超过10亿吨，并且利用率只有70%”，何达平对本报记者表示了他对中国钢铁业的担忧，“这极大消耗了中国的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何投身钢铁行业超过40年，目前担任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钢铁业不是夕阳行业

    《21世纪》：3年前正值4万亿投资的热潮，你当时提出要防止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印证了你当时的判断。

    何达平：国家当时就钢铁行业推行“改小上大”政策，但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对扩大后的规模控制不严。在这种名义下，钢厂规模越来越大，导致新的产能严重过剩。

    这是我们在导向性和把关上出了问题，单纯以产能来决定扩大，而不是看产品结构、技术含量等指标，更没有控制总量。

    当时一股热，我们企业也不能例外。当时我说，我们是搞特钢的，你要我们单纯做大规模不现实。世界上百年老店的知名特钢企业，很有竞争力，规模也就100万吨左右，也没见人家去盲目扩大规模。

    《21世纪》：钢铁行业效益下降已持续了较长时间，你如何看待？

    何达平：当下外部形势严峻，内需不足，东西多了没好价，最后利润大幅度下降，目前全行业已形成了整体体亏损。原因有两个，一是产能过剩，二是矿粉定价权在别人手上。

    不过也不必灰心。2012年，产品结构好的企业仍有利润，虽然利润率下降，但操作比较灵活的钢企，尤其是矿粉低价时大量吃进的，去年利润还有7-8个亿。(2012年中国进口矿石价格区间90-200美元/吨)

    我认为，不管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是劳动密集或资金密集型，都有发展空间。钢铁并不是夕阳产业。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到来，钢铁产业也会全面复苏。

    《21世纪》：可是，地方政府拥有“钢铁指标”多少，是衡量政绩的重要表现。

    何达平：我之前担心这个问题成为“空谈”，但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强调，会有一些大的改变。

    不可否认，多一些产能，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有关。但长远看，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上，蓝天绿水更加强调，如果这个方面的压力一大的话，就会逼着政府去放弃，我想他从政绩考核上会慎重考虑，权衡利弊。

    建立退出机制

    《21世纪》：对解决当下的钢铁产能过剩，你有什么建议？

    何达平：第一，通过技术提升改造，把一部分产能消化掉；第二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来淘汰一部分，被兼并掉的产能不一定还要做钢铁，可以多元发展。实践显示，土地拿出来可能收益更大，前途更大，比如在物流仓储基地建设上。第三，通过淘汰落后，坚决取缔那些高能耗、达不到排放标准的，难道有钱就能随意消耗么？

    《21世纪》：但这其中有个问题，我考察过那些所谓的小钢厂，其实具备全部的政府批文。

    何达平：这就要建立全新的退出机制。

    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不是政府一纸公文就能解决的。

    很多时候，那些小厂都是民企，人家把身家性命全部押上去，你政府突然要人家关门停下来，这现实么？

    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利用碳排放交易，把这个指标卖给大厂，可以取得一部分资金；二是政府投入，通过行业协会的职能来补偿一部分，毕竟人家买地买设备提供了税收和就业，对地方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企业本身再承担一部分，毕竟是投资决策的失误。三个方面一起努力，退出机制就好办了。

    我们国家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但每年仍进口钢铁1000多万吨，价格也高，这不是我们的硬件达不到标准，而是我们的软件设计、工艺操作、流程掌控等领域没有达到国外的标准，没有掌握人家的诀窍。

    比如，我们国家铁路用的弹簧钢，淮钢市场份额很大，问题是我们现在只能生产时速200公里以下的，这与当下的铁路发展尤其是高铁需求跟不上。现在200公里以上的弹簧钢只能依靠进口。我们也下了决心，要在“十二五”内在全国第一个公关这个难题。同时，这也可以消耗一部分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