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上去难免有些沉重。当前“钢铁寒冬”这四个字眼频繁见诸报端并被业内专家学者广泛讨论，但在徐乐江眼里，所谓的“寒冬”却换成了“深秋”，这意味着，钢铁行业的复苏之路依旧遥不可期。

    销售利润率仅为0.13%，继续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垫底，亏损面高达40.7%——这是上半年钢铁行业交出的“深秋”成绩单。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寒冬”踏至，钢铁行业的这份答卷又能否及格。

    “我们应该看到，目前还没有到行业最低迷的时期。由于行业供大于求、原料高位运行，金融资本参与钢铁行业价值分配等因素的影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钢铁行业都将处于微利经营的状态，甚至会出现年度亏损。”徐乐江给钢铁企业敲响了警钟。

    当“一斤钢材不敌一棵白菜”的调侃变成“吨钢利润不够买半个冰棍”。先活下去，成为钢铁企业仅存不多的希望。

    “当前希望政府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拉钢铁一把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企业只能自救。”徐乐江接近肯定地表示，自救在短期内最见效的就是加强行业自律，控制产量。

    但要强调的是，控产量不是限产，是要求企业坚持没有合同不生产，不给钱不发货，低于制造成本不生产。这可能是徐乐江问诊重病在身的钢铁行业后，能开出的为数不多的化解产能过剩的良方之一。

    产能过剩何来？

    “产能过剩是包括钢铁在内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钢铁行业尤为典型，并被认为是目前行业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徐乐江坦言，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有其特殊原因。

    GDP政绩观下的产能扩张冲动最为典型。由于钢铁行业的特性决定了该行业对地方GDP的贡献度是很高的，导致各地争相将钢铁列入支柱产业。

    一般而言，钢铁企业均为当地的最大工业企业，不仅贡献了当地巨大的GDP总量，还贡献大量的税收，另外还能解决就业压力。因此各地都有做大做强钢铁产业的强烈愿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又上了300万吨新的钢铁产能。”在徐乐江眼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新建的钢铁项目，投资是GDP、投产还是GDP，至于赢不赢利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并不需要过多操心。

    除了政府的原因，企业自身也难逃责难。片面的追求规模竞争效应导致钢铁企业越来越庞大。

    由于中国钢铁企业缺乏市场化并购，许多稍有规模的钢铁企业都抗拒被并购而谋求自我做大，因此中国大钢厂的诞生主要依靠的不是对国内存量钢铁产能的吸收合并，而是主要依赖增加产能实现的，因而导致中国钢铁产能随中国钢铁企业规模迅速膨胀。

    但这一套路如今早已行不通了。“过去钢铁企业扩大产量，生产出来就赚钱。但今天再一味追求规模效应就是找死。”徐乐江直言不讳。

    同时，中国的间接融资体系也导致中小钢铁企业一味“跑马圈地”，使产能急剧扩张。

    企业规模越大，在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企业的融资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在全面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对于中小钢铁企业来说，扩大规模是其生存的无奈手段。这就是最近几年来大量中小民营钢铁企业迅速做大的一个原因。

    在徐乐江看来，钢铁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有很多种途径，有些“不务正业”的钢铁企业用庞大的资金盘子去融资。如果钢铁形势好，则继续投钱，不好的话就转行去搞收益更大的房地产和煤炭去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2012年，国内累计减少的粗钢产能为7600万吨，但这期间国内累计新增粗钢产能却高达到4.4亿吨。2012年，深陷越淘汰越多的产能“怪圈”，也让钢铁行业尴尬地交出了一份产能利用率仅为74.9%的答卷。

    最坏的时候仍未到来

    从2000年~2012年的13年时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在2006年以前基本都在80%以上，2006年以后产能利用率回落到了80%以下，但基本维持在75%~80%的区间。

    虽然行业利润率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存在一定正向变动关系，但不是很严格的对应关系。那么能不能说从2000年以来中国钢铁业就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呢？

    徐乐江认为，这10多年恰好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钢铁产业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得到快速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各个国家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和产业生产组织水平确定不同的“产能充分利用率”，以钢铁为例，欧洲是以75%、日本是以78%作为分界线的。

    “中国的钢铁业规模庞大，回旋余地也较大，产能利用率达到80%就应该算是充分利用了。”徐乐江通过产能利用率将产能过剩划分为3个阶段：75%~80%之间的产能利用率为轻度产能过剩，70%~75%之间为中度产能过剩，而低于70%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在2006年前就不存在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2006年以后至今，也只是轻度产能过剩。

    对于未来钢铁产能的走势，徐乐江给出了自己的预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有那么一段钢铁产能利用率低于60%的极端时期，这个时期一般是在国内钢铁需求增长出现拐点以后，钢铁产量出现峰值之后。而我国目前钢铁需求尽管增长率明显下降，但还未出现负增长，产量峰值还未到来。但他估计这个拐点和峰值为期不远，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到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我奉劝各位行业同仁要做最坏的打算，要有行政调控失灵、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60%的心理准备。”徐乐江认为，既然前车之鉴放在那里，我们就没有无动于衷的理由，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要尽可能避免这种极端严重过剩情况的出现。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产能过剩同时也是检验行业成不成熟的一个标准，成熟过后，产能过剩将会长期存在，并且可能带来行业的衰退期，但适度产能过剩则有利于行业的充分竞争。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辨证地看待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何解？

    “产能过剩是个行业性的问题，单个企业的力量是无法化解的。我国钢铁产能的过快增长有相当大的行政因素掺合在其中，因此中国钢铁业去产能化必须摈弃行政手段，以市场化为原则。”用市场化手段医治产能过剩顽疾，可能是徐乐江眼中拯救钢铁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权已释放出积极信号，放开钢铁行业准入的行政审批限制很有可能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有效有段。

    “有人会说既然产能已经过剩，再放开行业准入的行政审批限制不是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钢铁行业吗？果真如此吗？”徐乐江认为，资本都是理性的，产业的准入限制造成了人为的“稀缺”假象，大量民营资本就会反向思维，不惜任何手段违规进入这一行业，而现实中行政审批中的权力寻租与缓慢低效，大大降低了合规资本进入钢铁行业的效率。因此，一旦放开行业准入限制，投资者进入反而会更加谨慎，资本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但是，允许资本自由进入钢铁行业并不意味没有任何的进入台阶，政府的责任是制定严格的“游戏规则”，并按规则办事。比如对新建企业要有严格的能耗、排放、质量等标准，对存量产能要有限期改造符合新标准的期限等。

    同时，资本的自由进入必须要有资本的自由退出与之相对应，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需要有产业资本自由退出的交易平台和机制。徐乐江表示，当前我国钢铁产业国有资本占据半壁江山，而国有钢铁企业多为巨无霸型的庞然大物，资本的流动性差，又有诸多的政策限制，因此亟待建立适合大宗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进行钢铁产权交易，方便钢铁资本退出钢铁行业。

    此外，市场化的减量并购重组也可能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助推剂。“我们传统并购重组的目的是为了在规模上实现1+1>2的效果。但现在钢铁行业的并购重组多是在行政主导下实现的，并且以近亲式的行政区域内的重组为主。”

    在徐乐江看来，这种兼并重组绝大多数是增量重组，谋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即使是重组过程中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也会被更多的新增产能所覆盖。

    因此，他建议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鼓励钢铁企业进行市场化的减量重组，对钢铁企业在兼并重组过剩中削减淘汰的落后产能可按吨位给予企业一定的补贴或给予一定年限内的税收减免。

    日、欧、美钢铁行业均拥有相对较长的发展历史，都曾面对过产能过剩的行业发展难题，钢铁行业去产能化也都经历了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但由于不同国家的体制基础和行业情况的差异性，其治理的基本思路和采取的政策措施各有所异。

    “我个人感觉最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学习的地方就是国外企业的自律精神。中国企业就像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一样，无序而争先恐后，在削减产量和产能的自律上做得很差，结果是'多败俱伤’。”徐乐江认为，尽管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市场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严重产能过剩中走过来的欧洲、美国和日本钢铁产业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