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盈利模式正在发生大的改变。一直以来，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的高盈利是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的，尤其是钢铁行业表现更为明显，企业效益快速增长是借势而为、乘势而上的。这实际上是依靠高投资率和“大进大出”的进出口拉动的资本存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但近10年来，这种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的边际效应已经发挥到极致。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可能不会是短期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告别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靠投资驱动时代的转折点的到来，也标志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部贸易红利和内部投资驱动效应的终结。过去习惯于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盈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我们对这种根本性变化缺乏敏感性和心理准备，还停留在已有的经营管理的惯性上，就会使企业生产经营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其次，要看到中国经济正转向中速增长。中国经济历经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既积累了规模总量，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尤其在钢铁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资源保障矛盾突出、能源环境约束刚性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日趋明显。

    在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中，一方面是钢铁总量过大却仍还保持着一定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是经济效益水平很低。钢铁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基本耗尽、人口红利优势衰减、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缓慢、环境治理任务繁重、生产要素成本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外需环境长期低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的正常增长周期。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何从过去10年乃至20年形成的对经济高增长的依赖性转化为对经济中低速增长运行的适应性？这是当前钢铁行业和企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再其次，对当前形势要有清醒认识。我们既要看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发达国家衰退后经济复苏缓慢的超常性，还要看到抢占新科技与产业革命战略制高点的超前性。目前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全球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按照近120年来所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统计概率，每次金融危机一般伴随着2年~3年的经济低迷期，最长的影响期限是3.8年。本次金融危机从爆发到现在已经4年时间了，但一些主要受影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仍明显低于正常复苏情况下的水平。据欧洲央行专家的研究、分析和计算表明，一些重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复苏开始5年后才能达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在目前全球经济问题迭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和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增长影响的日益加剧，都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大格局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全国钢铁产业发展的走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一方面以超常的缓慢速度复苏着，另一方面却又不失时机地超前推进科技创新，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抢占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导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在《复苏法案》中提出，用1000亿美元用于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导产业的发展；欧盟提出在“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方面要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发展；法国要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用以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德国要投入5亿欧元支持电动汽车业发展；韩国制定了《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计划投资1550亿韩元支持发展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再生能源，以跻身世界能源强国；日本制定了《新经济成长战略》，拟投资1156亿日元，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健康两大新兴产业。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出台短期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走出发展的低谷；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危机倒逼机制，抢先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以促使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两手”策略使我们看到，当前钢铁产业发展不是熬过了“寒冬”就能迎来“春天”，而是要面对经济结构转型期的“阵痛”，寻求产业优化升级上台阶的突破。

    最后，要看到钢铁工业面临着国内外经济大格局变化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一是面临着“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基本面改变的挑战。过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促进重化工业发展的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去重化工业发展的增长模式，由此将形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稳中有降、第三产业占比稳中有升的格局，这对钢铁工业解决目前存在的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将形成新的挑战。二是面临着中国经济增长格局改变的挑战。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时代的到来，将对目前高消耗、高成本、总量大、低效益、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发展的钢铁工业产生严重冲击，并形成更大压力。三是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危害的严重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缓性、三大矿山巨头控制铁矿资源的垄断性等形成了不利于中国钢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四是面临着后危机时代企业“早衰”的挑战。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企业发展中有两个衰亡率很高的时间门坎，即企业发展10年左右和40年左右，前者被称为“死婴率”，后者称为“壮年夭折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中国经济增长大格局的变化中，优势钢铁企业和劣势钢铁企业会明显向两极分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一部分“弱不禁风”的企业将在危机后困境角逐的大洗牌中被淘汰掉。总体上说，在目前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的市场格局下，钢铁行业已从一个机会时代转向经营时代，从过去的“需求性增长”转化为“竞争性增长”。这就决定了当下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需求疲软、成本升高的市场竞争已不仅仅是一场产品之战，而是一场品种差异、质量优劣、成本高低和服务认知之战。

    危机是一个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更是一个经济秩序重建的起点。当前，钢铁企业既面临着严峻挑战，更面临着充分利用危机倒逼机制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新机遇。钢铁企业在过去高速增长的机会时代，更多研究的是“干法”；进入中低速增长的经营时代，不仅要研究“干法”，更要研究“活法”。一方面，钢铁企业要借机而动，抢抓机遇拉长延伸和拓展产业链，同时开展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由此促使微利时代的钢铁企业增加效益，稳固资金链，以时间换空间，为钢铁主业后续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钢铁主业发展上狠下工夫，推动钢铁主业以变化的市场需求结构为导向，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在内部总体布局上，企业要以既有基础的产销平衡最大化来争取企业效益的最大化；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工艺技术装备综合配套水平，促使工艺流程系统优化和“炉机”体系的技术经济指标全面改善；进一步加强全过程质量和成本控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费用，不断打造企业竞争优势；深化技术研发，增强产品差异性，大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着力推进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发展，形成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企业内生力和生存力；推进“两化”融合，在各环节上实施精细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大力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资源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质量，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以上举措的实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实现钢铁企业在优化升级的更高水平、更高层级上的发展。